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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探路智慧畜牧养殖******

　　一大早，辽宁省庄河市栗子房镇兴隆村养牛大户孙朋就通过手机上的程序查看肉牛的健康信息，“我养的156头肉牛的右耳都统一佩戴电子耳标，上面还印着二维码。”

　　“20岁的时候就想着走出农村去城市打拼。”36岁的孙朋曾在大连的电子企业工作多年，“这些年，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好，心里就有了回乡创业的火苗。”2015年，回乡的孙朋办起了肉牛养殖场。

　　经过几年的摸索，孙朋逐渐成了养牛的行家里手，“前几年，我养殖的规模没超过100头，但从去年开始，我盘算着扩大养殖规模，大干一场。”孙朋投资150多万元新建了可饲养200头肉牛的现代化养殖场，“新建养牛场花光了积蓄，才发现自己没留足购买牛犊等周转资金。”

　　“咱没有商品房和门市房等抵押物，没法从银行抵押贷款。”孙朋一度愁眉不展。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庄河支行客户经理石凤天在例行走访中了解到孙朋的资金需求，“‘智慧畜牧贷’是农行的创新产品，以牲畜为抵押物，通过为牲畜佩戴电子耳标，既实现对抵押物的实时跟踪，也为养殖户提供了对牲畜测温等监测手段。”

　　“仅用10天，30万元贷款就到账了。”孙朋说，他用贷款资金购置了几十头牛犊，“在养殖场育肥饲养1年就能出栏，每头肉牛能赚5000元左右。”

　　1000多平方米的钢架养殖场内，孙朋的父亲孙广明正顺次添加草料，156头肉牛悠然地嚼食草料，“耳标就是牛的‘身份证’，可以记录肉牛的运动、体温等数据，数据会实时传到网上。”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询肉牛的数据，比如肉牛的体温突然发生变化，说明可能生病了，这样就能立即诊治。”尝到“智慧畜牧”甜头的孙朋信心满满，“我准备再购进四五十头牛犊，一点点积累，将来我要当庄河最大的肉牛养殖户。”（经济参考报记者 蔡拥军 郭翔）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