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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舆情别肝儿颤，《西游记》教你这么办******
(该图系根据《西游记》故事情节虚构)
《西游记》是吴承恩揭示人间百态、社会万象的“神话寓言”，抛开书中人物的鬼怪形象和神奇法术，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过是吴承恩对人间社会的反思写照。
就拿《西游记》第十六回和第十七回“观音禅院袈裟失窃案”来说，通过现代语境再次重读，不失为干部直面问题、妥善处置舆情、客观回应社会关切、强化公信形象的范例。
面对舆情危机，起初观音回应失当，到后来挺身而出，速效解决问题。她成功地扭转了舆情危机，挽回了公信形象。
袈裟失窃——舆情迭起
当时，唐僧和孙悟空师徒二人路过一座寺院，该寺院名为：观音禅院。说白了，这就是加盟“观音”品牌的连锁庙宇。
唐僧见到“观音”二字，倍感亲切。观音是取经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这一路上，唐僧接受过观音不少帮助，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这些行头，都是由观音亲手送的。在唐僧的认知里，观音是顶头上司兼人生导师，没有观音，就没有唐僧承揽取经项目的机会。
所以，唐僧看到观音禅院人间分院，一定要去“捧个场”。他不但在该院上香，还留宿过夜。
那天，孙悟空和该院一把手金池长老“斗富”，引发他的贪欲。金池长老当晚联合寺院僧众，策划实施了“观音禅院纵火案”。
此事被孙悟空提前发现后，将计就计吹风助火，导致观音禅院大半个院落、殿堂被烧毁。那晚金池长老畏罪自杀，锦襕袈裟被黑熊怪顺手牵羊掳走。
锦襕袈裟在观音禅院失窃后，天庭、人间传得沸沸扬扬，给佛教高层领导观音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这件袈裟是如来佛祖指定给取经人的，如今在人间一处观音禅院失窃，引发社会关注，负面新闻直扑观音，一时之间，各大门户网站，出现各类标题党新闻：
观音管理部下不严，致使如来亲赐袈裟被盗；
观音纵容部下贪污，生活奢侈堪比人间土皇帝；
观音人间代理人与黑社会合伙敛财；
疑观音在人间置办多处房产……
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在网上甚嚣尘上，就连孙悟空都对观音起了疑心。
《西游记》原文：行者道：“我师父路遇你的禅院，你受了人间香火，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邻住，着他偷了我师父袈裟，屡次取讨不与，今特来问你要的。”
从孙悟空的这段质询中，可以看出，他默认黑熊精偷袈裟是受观音指使。
电视剧《西游记》黑熊怪捧着袈裟官方通报语气硬 引发次生舆情
观音面对孙悟空质疑和发酵的舆情话题时，她表现得很强势。
《西游记》原文：菩萨道：“这猴子说话，这等无状！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来问我取讨？都是你这个孽猴大胆，将宝贝卖弄，拿与小人看见，你却又行凶，唤风发火，烧了我的留云下院，反来我处放刁！”
观音的这个回应，可以说不合格。一是回应时间迟；二是语气强硬；三是通报语焉不详；
从袈裟失窃，到孙悟空一人调查，这期间舆情不断升温，网络各种质疑和揣测不断，究其原因是舆论当事人观音未能及时出面回应。等到孙悟空找上门质询时，她还一副领导做派，对孙悟空接二连三的训斥。
尽管孙悟空是她的部下，但是要知道，这段回应不单是给孙悟空听，还要给社会公众听。张嘴就训斥猴子没规矩，接着用反问语气否认袈裟与自己无关，进而再斥责猴子卖弄财物，引发袈裟失窃案，最后虽然承认了观音禅院是自己批准的加盟院，她被小人蒙蔽。但是公众不会再听信她后面的说辞了，因为前面的傲慢语气，已经激起受众的反感心理。
如果当时有网络，观音的这段回应，势必掀起第二波舆情。
观音的回复，问题出在官本位思想、认错不诚、语焉不详三点，因为她确实做了调查，只是被孙悟空乍一问，没表述清楚。
社会公众讨厌官本位思想，讨厌官老爷气势凌人的态度，说到底是“作威作福的官本位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官方通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刺激到公众的神经，不管接下来的通报多么细致，公众都不会买账。
其次，观音自认为是孙悟空的上级领导，就没有向他致歉，这是一个干部的胸襟风度问题。错了就要主动去认错，这不单是挽回你个人形象，也是重塑你代表的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
再者，官方通报语焉不详，留下很多空白，引发揣测流言四起。没有标准答案，就滋生很多答案，答案选项越多，舆论的关注也就越大。
其实观音在孙悟空找上门之前，就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回应孙悟空时大可不必气势汹汹。
观音妥帖的回复，应是这样：悟空，让你和唐僧担心了。(先表达慰问关怀)袈裟失窃与我无关，而金池加盟的观音禅院，确实是我批准的。(对事实，客观陈述)为此，我向你和你师父唐僧及观音禅院其他无辜僧众致歉。(诚恳道歉，争取受害人同情原谅)是我用人不当，让金池这个小人蒙蔽了双眼。(主动检讨，如实说明关系，避免网友猜度)此外，袈裟失窃后，我及时关注了，经查：引发该案，系因你和金池卖弄斗富，让他心生嫉妒。他联合同事广智、广谋放火截宝。后来你发现该阴谋，吹风助火，最后火势过大，禅院火毁严重，黑熊怪趁机抢走袈裟，金池畏罪撞墙身亡。(表明观音关注此事后，进行了细致调查工作)由此可见，你存在一定责任，以后要引以为戒。(对孙悟空的错误，进行警示教育)目前，你也查出了，袈裟在黑熊怪那里，为了彻底查清此案，我决定亲自陪你到基层一趟。你放心，不查清楚，我就不回办公室。(着重强调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决心)
从后面的剧情可知，《西游记》中的观音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对悟空一通批评，最后还是亲自陪同孙悟空到黑熊怪老巢走了一趟。
观音虽然不懂舆情事件中“官方通报”的“政治艺术”，但她却是个实干家。
速效解决问题 扭转舆情危机
观音下面的举动，让孙悟空肃然起敬。
《西游记》原文：行者道：“这盘上刻那‘凌虚子制’，想这道人就叫做凌虚子。菩萨，你要依我时，可就变做这个道人，我把这丹吃了一粒，变上一粒，略大些儿。菩萨，你就捧了这个盘儿，两粒仙丹，去与那妖上寿，把这丸大些的让与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孙便于中取事，他若不肯献出佛衣，老孙将他肚肠，就也织将一件出来。”
菩萨点点头儿依他。
孙悟空讨袈裟的策略，得到观音的认同和配合。
观音、孙悟空乔装打扮成犯罪嫌疑人的同伙，到嫌疑人窝藏赃物的据点当“卧底”。
为了尽快破获案件，观音一改前面训斥悟空的领导做派，屈尊降贵接受这个猴子指挥。
此时的观音，不摆架子，不作官样子、平易近人、从善如流，领导风范和气度不彰自显。和她此前的表现，判若两人。
这不仅让孙悟空由衷敬佩，也让关心关注“袈裟失窃案”的媒体和网友为之动容。
甚至网友会说：口嫌体正直，观音这样的领导，值得相处，有事儿她真上。
电视剧《西游记》观音收服黑熊怪观音雷厉风行的办案效率，很快平息了负面舆情，而且还收服了案犯主谋黑熊怪。
结案后，她在观音禅院召开了总结大会，对自己监管连锁分院不力，错用小人，深刻检讨；给唐僧师徒及观音禅院其他无辜僧众，带来的火灾伤害，诚挚道歉。同时对孙悟空卖弄财物、争强好胜的虚荣心态，进行严肃批评；对参与金池纵火案的部分僧侣依法处置。
观音能够扭转“袈裟失窃案”舆情危机，关键在于“真诚实干，从速从效”。
只要做到面对问题，态度诚恳；回应问题，客观真实；解决问题，实干速效；舆情就不会演变成危情。
配图：央视版《西游记》电视剧截图
参考：明代吴承恩《西游记》
(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刘浩)
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 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 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所谓“摩崖石刻”，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江苏省南京市，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内的“汉文大藏经博物馆”中的金刚经雕版。视觉中国供图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 摄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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