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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小屏改变大时代 移动互联网重构中国人生活******
中新社北京9月25日电 题：小屏改变大时代 移动互联网重构中国人生活
中新社记者 马学玲 袁秀月
“如果有一天意外离开这个世界，我的这些账号怎么办？”
因为担心多年经营的网络账号得不到妥善处理，中国上海一位年轻的自媒体博主为自己的数字遗产立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里，记录了另一个“她”——一个数字化的存在。
1000多公里外的陕西，八旬老太崔淑侠对着屏幕，操着方言销售家乡的大红杏：“这杏好吃得很，额(我)给你咬一口，额(我)还没牙，好吃得很。”
三天吸引上千粉丝，每天助销家乡红杏过万元人民币，人们称她为“网红奶奶”。
一小一老“逆龄”操作的背后，是移动互联网改变的今日中国。
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什么？可以从一个二维码说起。
收款码、付款码、乘车码、点餐码……无数普通人从二维码开始走进移动互联网的世界，同时也打开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大门。
资料图为北京一商场内，顾客从巨型二维码前走过。 中新社发 樊甲山 摄十年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增长超6亿，移动互联网不断展示着改变现实的力量。电商、社交、游戏、移动支付、资讯等各类APP涌现，互联网创业热潮席卷全国，截至2021年底，中国境内外互联网上市企业跃至155家。评论指出，庞大的网民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用户基础。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字经济蓝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11.2%，2015至2020年达10.1%。中国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蓝皮书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将延续快速增长势头，数字经济整体的年均名义增速为11.3%。
中国人的生活在移动互联时代得以重构，就餐、出行、购物、就医等都转移到网上。文化娱乐方式、时尚观念以及消费理念，也随着互联网的风向而变。
移动互联浪潮之中，社会交往方式随之巨变。很多年轻人习惯通过互联网寻找同好，与群体及社会互动。像崔淑侠这样的银发群体，也从数字技术的边缘成为移动互联网新的“流量池”，短视频、直播成为老年人新的社交方式。
资料图为2022年9月9日，福建厦门，参会者在“投洽会”上体验元宇宙直播。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一些独特的网络文化产生，网络流行语、表情包成为年轻人日常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真正的“网络原住民”，中国的新生代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他们兴趣广泛，充满热情，崇尚个性表达，也热爱传统文化。他们有主见不盲从，拥抱他人也相信自己。
不管是让田园梦走向世界的李子柒，还是拥有众多粉丝的举重冠军吕小军，抑或是冬奥赛场上的苏翊鸣、徐梦桃，他们代表着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视角。
资料图为2月1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举行，徐梦桃庆祝夺冠。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移动互联网，不仅改变了现实中的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眼中的中国。
19年前，希腊《希华时讯》总编辑梁曼瑜刚出国时，有外国朋友问她：“你们中国人家里有电视机吗？”这让她啼笑皆非。
如今，许多希腊朋友用上了中国生产的手机，用中国企业搭建的跨境电商平台购物，希腊民众颇为关心的话题变成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
过去十年间，中国互联网企业及其推出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产品，已成为“中国智造”的一张新名片。
许多中国应用在海外市场拥有大批的用户，并在海外落地生根，发展出适合当地的互联网应用模式。通过移动互联网，中国的文化内容也正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网络文学、汉服文化、网络游戏纷纷“出海”，拉近了中外年轻人之间的距离。
“海外粉丝好奇的不仅是中国发展有多快，他们更在意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外卖小哥、快递员、农民，甚至包括李子柒。”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联合创始人高佑思说。
像高佑思这样的外国网红，在中国移动互联网上并不少见，甚至已成为一种现象。有人调侃，如今的中国互联网，遍地都是“老外”。外国网红和中国粉丝，越来越多的互动和碰撞，正在打破彼此间的文化“次元壁”。
资料图为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联合创始人高佑思(后排左一)在北京现场主持一场试吃活动。 中新社发 金硕 摄小屏改变大时代，移动互联网通过连接万物、信息流通，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点滴，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其带来的系列次生负面问题不可忽视，值得反思。
数据鸿沟、算法陷阱、信息茧房、社交疏离、注意力缺失、隐私泄露、电信网络诈骗……人们在拥抱数字化生活时，不得不直面这些困扰。
去年，中国制定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久前又通过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时下，中国各地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动作频频，全国层面的立法计划也列入议程。
资料图为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当日，一位男士在北京街头查看手机。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加速向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在全力驱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亦在致力用法治驯服“数据”，推动技术发展“去恶向善”。(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恢复面对面沟通，中美关系将取得实质性改善吗？****** 继中美元首11月在巴厘岛举行会晤后，本月11日至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河北廊坊同来访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工作团队的又一次面对面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中美如何把握好当前的时间窗口，更好地促进对话和交流，推动两国关系重返稳定发展轨道？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展开对话。 王勇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存在着一种“重置”的可能性。他认为，至少中美现在都感到需要去管控彼此的分歧和竞争，争取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加强合作和沟通。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北大王勇教授 ：中美科技创新不是“零和游戏”来源：中国新闻网 不久前亲身到访中国，与北京和上海等地各界人士展开深入交流的甘思德认为，要解决两国当前存在的“回音室”效应，必须有面对面的交流，只有两国学者等各界人士更多往来于对方国家，才能有更加丰富、公开的对话和交流。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美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是不是“零和”状态？ 王勇：中美之间科技创新符合市场规律，一直互补互促，你追我赶。过去20年以来，美国的资本投入、技术、理念极大促进了中国创新企业的发展，也收获了巨大的利益。借助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方面取得非常大的进展。  9月1日，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集中展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尽管目前两国存在很多竞争，但在产业创新方面，中美仍是互补的，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就拿芯片产业来说，中国占到全球芯片消费的60%左右。美国目前加强所谓的芯片供应链弹性，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在美投资。但最后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芯片，美国的芯片企业就失去了中国的市场，会对美国芯片制造业与研发造成非常大冲击。最后由于利润的下降，芯片研发的速度会放慢，又反过来损害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 如果单纯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合作会继续进行。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正在用政治和国家安全的逻辑取代经济和市场的逻辑。希望美国纠正这种偏执的决策思维方式，选择遵循市场的规律。 甘思德：要恢复比较稳定的关系，强调比较优势，加强科技合作等，两国都要做一些让步和调整才行。 中新社记者：新冠疫情以来，中美之间的面对面对话减少，沟通渠道不够理想，经济领域存在有限“脱钩”的风险，民间层面的人文交流和往来也受阻，我们应该如何改善这个状况？ 甘思德：我发现华盛顿和北京处于一个“回音室”的状态，无法得到新的一手信息，所以很难改变这些共识。因此，双方的误解增加，感情下降，日渐疏远。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面对面的交流，通过网上的交流完全不够，反而会增加误会。只有你愿意登上飞机，到别国待一段时间，融入社会进行交流，你才有机会真正地听到别人在说什么，知道他们为什么作出一些选择。 我们需要王勇教授到美国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去中国。只有我们这么做，才能有比较丰富、公开的对话和交流。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美智库专家：美中需增强面对面交流，打破“回音室效应”来源：中国新闻网 王勇：甘思德教授上次来北京访问，是在疫情之后，在美国学者当中，至少是最早的(一批学者)之一。对于促进恢复中美之间的人文与学术交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个人对他的勇气和耐心非常佩服。 如果甘思德教授的同事能发出邀请，(如果)条件允许，我非常乐意跟其他中国学者一道访问美国，继续我们的对话。 中新社记者：近来中美之间似乎释放了一些希望重新规划和定位双方关系的信号。两位如何预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 甘思德：我在北京和华盛顿碰到的好多人已认识到这点，两方已经知道必须加强沟通，也有足够的政治空间进行对话，在某些问题上调整自己的政策。 中共二十大结束到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开了一个窗口。我们要抓住机会，谈一谈该如何减少误解，对某些具体问题采取对策，提高双方的互信。应该抓住中美元首在巴厘岛会晤的机会，加强沟通。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对经济问题进行定期的磋商。以前有各种各样的机制，例如中美商务部的定期开会，一年一次的两国政府经济与战略对话。我肯定是比大部分在华盛顿的人，要乐观一些。 王勇：现在受到疫情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中美实际上是缺少沟通和战略互信。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之间经济优势互补，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作为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中美对于地区和全球和平与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中美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相互学习借鉴、开拓文明互鉴的空间。 中美之间的出路就是增进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甚至相互赞美，看到对方的优点，学习对方的长处，在自己的治国理政当中避免不好的地方。基于这种善意和理解，中美关系还有很多出路。我对此相对谨慎乐观。 中新社记者：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此次访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举行会谈。如何看待会谈的作用？会谈能够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改善吗？ 王勇：中美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存在着一种“重置”的可能性。至少中美现在都感到需要去管控彼此的分歧和竞争，争取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加强沟通和合作。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国际社会的期望，希望中美作为两个大国能够坐下来，为稳定关系，减少双方竞争失控可能对地区和国际秩序所造成的破坏而努力。另一方面，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稳定和防止全球经济进一步下滑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双方有理由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在能源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寻求合作，同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也可以加强合作。 反之，中美之间如果不能管控分歧、竞争，导致失控、擦枪走火，将最终损害两国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减少误判、管控分歧，为竞争装上“防护栏”非常重要，符合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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